中国重建道德体系需要社会作用

发布日期：2022-05-10 来源: 未知 阅读量（）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题为“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署名文章，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社会道德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当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的生存和发展。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了其他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失衡。在中国，国营企业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企业。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道德，而弘扬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这尤其需要健全的法制。那些不愿意接受艾滋病人的医院，那些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途中断了手术的医生，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热心者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

　　文章还指出，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文章认为，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逐步正式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的责任。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