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空间罗杰斯：反转建筑的人方 元

发布日期：2022-05-13 来源: 未知 阅读量（）

　　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这位反转了建筑、掀起建筑革命、与查尔斯亲王论战的斗士，于二○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完成人生旅程，享年八十八岁。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建筑师，他不单用他的建筑改变了城市空间，还用他的思想改变了城市面貌。他的建筑和思想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建筑师。

　　虽然罗杰斯是英国建筑师，但让他成名的是法国。纪念罗杰斯，就不能不提到巴黎蓬皮杜中心。罗杰斯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但如果只能挑选一座建筑来讲，那必定选这一座。一九七一年，罗杰斯伙同意大利建筑师皮埃诺（Renzo Piano）参加巴黎的设计竞赛。在来自全世界的六百八十一个方案中，他们的设计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蓬皮杜中心于一九七七年建成。那一年中国恢复高考，我考入建筑学系。但直到十几年后，我去欧洲留学时才有机会亲眼看到这座“把肚肠子反转出来”的建筑。

　　蓬皮杜中心的外貌与传统的艺术博物馆完全不同，外墙上真像是挂满了“肚肠子”—长短粗细的管子。最粗最长的是电动扶梯管道，它像一条巨蟒斜着爬过整个立面。没人能想到在巴黎市内的旧区会出现这样的怪物。许多人嘲笑它是一座搭着脚手架、到处是油管的炼油厂。虽然这是讽刺，但实情也差不多。只不过，这座工厂炼的不是石油，而是艺术。

　　在现代建筑中有一个流派，叫作“高技派”。蓬皮杜中心即是第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技派建筑。在传统和古典的建筑中，建筑师会用天花板、墙壁、设备井把樑架构件、水电管道等技术设备隐藏起来。但在蓬皮杜中心，建筑师把它们统统暴露出来，以便让人看清楚每个部件的技术功能。他们把这种设计手法叫作“内转外”，即是把内部的东西反转到外部。这既可以为室内提供尽量大的面积，又能使空间的划分获得最大的灵活性，因此很适合展览馆经常变换室内布局的要求。罗杰斯说，他很喜欢表现建筑的构造和构件，并能够从中得到音乐的节奏和诗的韵律。因此，他不但不隐藏这些管道，还把它们刷上鲜艳的颜色，看上去像是儿童画的彩虹，充满天真快乐的气氛。

　　有人问建筑师想要表达什么？罗杰斯回答：“文化应该有乐趣。”如果你认同他们的观点，那么就会接受和欣赏蓬皮杜中心，从那堆看似混乱的管子中找出美的韵律和乐趣。

　　他们的设计不单有乐趣，还有社会意义。在过去，艺术博物馆是上流社会绅士们的客厅，因此它们的建筑都是走高大上的路线，采用门面堂皇、轴线对称的古典建筑形式。但蓬皮杜中心既没有古典的山花和柱式，也没有中轴线对称，甚至连个正经的建筑立面也欠奉。他们把贵族的客厅变成了平民的大杂院，让所有的人—不论阶级、肤色、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都可以走进去，坐下来，一起谈谈艺术。

　　他们何止反转了一座建筑，还反转了博物馆几百年的传统和社会角色。三十年后，普立兹克建筑奖的评委在把奖章交给罗杰斯时，终于代表建筑界说出那个事实：蓬皮杜中心“革了博物馆的命”！

　　在七十年代末那场建筑革命中，由于中国刚结束，建筑界缺乏了解世界当代建筑的人才，因此错过了那次改革机遇。不过，中国有一个地方不但没有错过，还意外地成为这场建筑革命的一个中心舞台—它就是香港。而站在香港舞台上的领舞者正是罗杰斯的前搭档—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

　　福斯特在悼词中称罗杰斯是“最亲密的老朋友”。六十年前，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成为好友。回英国后，他们合伙成立了事务所，取名叫“四人组”（Team 4）。其实那是“夫妻组”，这四人是罗杰斯与福斯特两对夫妻。在做了两个工程之后，他们决定由一条跑道换成两条，向着同一个方向赛跑。

　　罗杰斯与福斯特堪称英国高技派的双雄。他们在思想上志同道合，在专业上你追我赶。一九七八年，两人同时获邀参加伦敦劳埃德总部的设计竞赛，结果是罗杰斯中选。但第二年，福斯特赢得香港汇丰银行总部的设计竞赛。虽然汇丰大楼比劳埃德大楼晚一年设计，但香港跑赢了伦敦，汇丰比劳埃德早几个月竣工。如果说蓬皮杜中心是青年反叛期，那么这两座大楼就是中年成熟期，成熟地表现了高技派的设计方式和审美哲学。它们既是高技派革命事业的高峰，也是由革命派走向建制派的转折点。

　　在罗杰斯获得的一大堆功名和头衔中，最有英国风味的是“河滨男爵”。一九九六年，他受英国首相、工党领袖贝理雅（Tony Blair）的推举，成为男爵和贵族院（上议院）的成员。由于他长期担任工党的顾问，协助工党制定和推行城市规划政策，因此传媒戏称他是“劳工贵族”。虽然这是一个荣誉勳位，河滨并非给他的封地，但他确实因此获得实质的权力，为伦敦河滨地带的复兴作出重要的贡献，把一个潦倒衰败的工业旧区转变成一座生机盎然的商住新城。以至许多人说，罗杰斯在城市重建方面的影响力和贡献大过他在建筑艺术上的成就。

　　中国人对罗杰斯的名字并不陌生。二○一二年，他在北京举办了作品回顾展。其实，早在九十年代初，罗杰斯已踏足中国，为上海浦东新区做过规划方案。此后，大概由于他专注伦敦旧区的重建，因而没有再接洽中国的项目。再次踏足中国时，罗杰斯已是耄耋之年。最近十年，他的事务所积极在中国内地拓展业务，二○一三年建成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是一个著名的代表作。二○一八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桥香港管制站是其在香港的第一个地标。

　　罗杰斯早就看好中国的发展。一九九三年，他对访英的中国同行说：“今天你们来英国学习，用我们的书，学我们的经验。但从中国的发展速度和你们的理解能力来看，在下个世纪，教科书上一定会出现你们的城市和建筑。”令人欣慰的是，老罗亲眼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了现实。